老渤海·英杰篇｜对党忠贞不渝、奋斗不息——耿同麟

耿同麟，沾化县古城镇北耿村人。1917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是本镇开明人士，1949年曾被选为区（沾城）人民代表。

(资料图片)

耿同麟童年在本村和大高村私塾读书，后靠外祖父供应，于1931年人沾城文峰学校就读。他虽受过封建礼教及其“扬名显亲”“出人头地”等思想影响，但随着视野的扩大，看到穷人虽终年劳苦，仍不得温饱，还倍受欺凌，便从内心萌发了要为穷人打抱不平的思想。为了探求光明，他奋发读书，立志改变穷人受压迫受剥削的状况。

1933年，耿同麟考入山东省立第四中学（惠民县），在校期间，他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及社会上的一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在这期间，他阅读了鲁迅的《呐喊》《彷徨》、蒋光赤的《鸭绿江上》《少年漂泊者》等进步文学作品、思想深受影响。他还利用空闲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追求真理，并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进步活动。

1937年6月，耿同麟考入北平大同中学（高中），同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为了反抗日军的侵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10月他从北京罢学回家。当时鲁北各县国民党政府已先后逃之夭夭，地方混乱不堪，这时不少匪首借抗日为名，到处要粮要款，人民苦不堪言。耿同麟急于寻找党的组织，以便参加抗日。

石清玉听到耿同麟回家的消息，就以老同学的关系找耿同麟谈心，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他交给了耿同麟任务。耿同麟立即在沾城一带组织青年学习，进行抗日宣传教育，他在党的启发下，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并于1938年3月经石清玉、张培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高兴地说：“自己多年的愿望实现了，终于找到了抗日的方向，我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从此，在各种环境的考验下，他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对党忠诚、立场坚定，从一个具有爱国热情的青年逐渐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1938年8月，沾化工委建立，此后又建立了区委，耿同麟任沾化一区（沾城一带）区委书记。他不辞劳苦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的组织，先后发展了丁平轩（丁家油坊）、耿炳张（北耿）、丁韶华（巴家）、王荣安（北关）入党。按县工委部署建立了基层党支部，耿同麟任支部书记，经常与沾化工委的联络点进行联系，并承担起县工委《星火》刊物的编印工作。他利用外祖关系，社址设在大高村。

耿同麟的外祖父吴字俊，大高村人，满清末科秀才，地主出身，是当地有影响的开明人士，暗中为我党服务，有关敌伪方面的情报，大部分是从吴字俊那里得到，他为我党的活动提供了方便。

当时，沾化境内，关卡重重，汉奸特务多如牛毛。耿同麟经常扮作卖酒商人，传送党的文件及抗日救国的宣传品，一次次的躲过敌人的检查，完成任务。

耿同麟遵照县工委指示，筹建抗日武装。由于当时组织经费缺乏，他在沾城一带发动地下党员，捐款买枪。耿同麟带头交上100元钱。接着丁平轩、耿丙张等十几人凑了钱买到20支枪，集中到大高村耿同麟外祖父家里。此间，耿同麟带领全体党员，在沾城一带配合八路军冀鲁边区小股武装锯掉敌人的线杆、断其通讯联系；还秘密搜集日伪的情报。耿同麟领导的小型武装斗争，有力的配合冀鲁边区部队，显示出中国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富有的反抗精神。

1939年，中共鲁北地委组织部长闫世风（闫宜生），到北耿村耿同麟家里，交代当前的主要任务：“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团结利用一切抗日力量，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耿同麟遵照地委指示，先介绍张香山入党，并利用外祖父的社会关系，派张香山打入沾化县伪警备队，指定耿丙张与其保持联系。党组织又相继派韩墨堂、杨天骥等打入伪警备队。这些同志经过长期的分化瓦解工作，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激化的时机，于1944年3月21日夜，张香山与伪军中队长尹子敬等率伪警备队500余官兵起义，并携带轻重武器550余件，战马24匹、自行车30辆，参加八路军，被编入“沾阳棣独立团”，张香山任团长。这次起义沉重打击了敌人，动摇了日伪势力在沾化的统治，同时也壮大了我抗日武装力量。

1939年6月，为粉碎日本侵略者实行的分割、封锁政策，便于开展工作，中共鲁北特委指示、打破旧县界，建立边区政权，在沾（化）、阳（信）以东地区建立中共沾阳县工作委员会。耿同麟调沾阳县工委任委员兼组、宣部长。至1940年5月，孙清野同志调走，耿同麟接任沾阳县工委书记。

当时，形势进一步恶化，为进一步进行隐蔽斗争，中共冀鲁边区三地委决定，沾阳县于1941年4月撤销，耿同麟调边区三专署学习。他经过一段学习锻炼，思想上有了较大提高。1942年4月被派到庆云县政府任秘书工作。此间，无棣县委宣传部长刘振东在庆云县打游击，经常和耿同麟在工作上有联系。因无棣县环境恶劣，敌人在许多重要村庄安了据点。为了打通冀鲁边区与清河区的联系，组织要求刘振东3天内在无棣境内长达80华里的敌占区迅速建立秘密交通站。刘振东找耿同麟想办法。耿同麟冷静地分析了了情况，提出克服困难的措施。在他的帮助和鼓励下，刘振东圆满完成了任务。他和刘振东兴奋地说：“通过完成这次艰巨的建站任务，说明无棣党的骨干力量是很强的。”

1942年9月，中共冀鲁边区党委决定建立（无）棣、阳（信）、沾（化）边区工委，由冯鼎平任书记，孙清野、吴英民（耿同麟）、潘大可组成委员会，并派教导六旅十六团一营（潘大可即该营政委）随工委行动，配合工委工作。耿同麟每到一处，总是先把武装工作队和地方工作队安排妥贴了自己才休息，第二天也一定把队内事情部署好了，他才出发赶路。只有这样他才觉得尽了责。

一次，部队到阳信的张营家附近，这里有个伪军据点——皮店（当时属沾化县），伪军头目叫于振海。当部队赶来时，他表示愿意抗日。这要归功于耿同麟工作做得好。原因是：一、他曾在这一带做过党的地下活动，情况熟悉；二、他事先对于振海进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教育。

在夜行军中，同志们睡眠不足，疲劳过度，驻营时耿同麟就常替其他同志站岗。一次，他替潘大可值班。开始时他还能睁大眼睛，但由于一连几天没睡好，不久竟歪在潘大可身后也睡着了。突然他警觉地一轱辘爬起来，一看已过了几分钟。他觉得很惭愧，没尽到责任，于是向组织大胆承认了错误。从此，他在工作中对自己更加严格要求，制定高标准，和同志们同心协力，完成了东进任务。

1943年9月，冀鲁边区党委和清河区党委共同决定，重建沾阳棣工委。副书记李一民、耿同麟和贾乾瑞分管政权工作，工委无固定驻地。是年冬，李一民负伤到根据地休养，由张荣亭负责工委工作。耿同麟除分工对沾西的党组织加强领导外，他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沾阳棣的抗日救国斗争。他和李一民、张荣亭同志带领武工队，选择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趁着天黑，冒着凛冽寒风，穿过敌人多处据点，终于突破敌人封锁，一个通宵就赶到五十二村。

五十二村位于沾化境内秦口河东岸，西与无棣县接壤。这一带，打着抗日友军旗号的王兆龙等部，经常对群众敲诈勒索，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不聊生。耿同麟为了打开局面，就利用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进行抗日爱国教育。他针对人民的捐税多，负担重，无衣无食的现况提出：“组织起来，减租、减息，跟着共产党，贫苦农民有饭吃”的口号；挨家挨户做工作，回击阶级敌人制造的如“共产共妻、八路军这次是来抢粮食、抢妇女”等反动谣言，打消了群众的顾虑。耿同麟还主动帮助群众打扫卫生、挑水、劈柴、烧火做饭，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一次，张荣亭和耿同麟到刘家寨开展工作，晚上住到刘良贤大爷家里，刘大爷把仅有的一点小米面蒸成窝窝头，给耿同麟他们吃，还让他们睡在热炕头上。从此，刘良贤和耿同麟、张荣亭成了互相帮助的至友。

由于耿同麟与同志们的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很快在群众中扎了根。他们紧紧依靠当地党员、民兵、青年骨干力量，在各个村庄迅速建全了党的支部，并吸收发动各村教师中的进步力量作为配合，逐步把工、农、青、妇、儿童团也组织起来。各种组织经常活动，使村子里有了生气，扩大和巩固了对敌斗争的思想阵地。人民群众也开始欢笑了，那些地主老财，吓得躲在家里、干生气。

耿同麟在五十二村，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就对伪乡长及在敌伪组织中工作的人员，进行争取教育，使他们暗中给我们传送敌伪方面的情报，为我活动提供方便。他在南北集村，还争取到有影响的人士郭彰善，使其与我党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郭彰善家实际上成了我党工作的秘密联络点。当时，抗日友军“民众自卫第三旅”旅长傅瑞五更是我们积极争取的对象。耿同麟同志和李一民、张荣亭带领的武工队及工作队，积极开展工作，使抗日烈火在五十二村越烧越旺。

1944年3月，渤海区党委决定，建立中共沾阳棣边区县委员会。书记张荣亭，副书记张立青，耿同麟任委员。县委成立后，经过几个月的活动，工作开展很快。特别是由于耿同麟和同志们的努力，使五十二村完全成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1944年5月，渤海区行署决定，建立沾阳棣边区县抗日民主政府，设在五十二村南北集一带。县长贾乾瑞，副县长吴英民（耿同麟）。贾乾瑞一直未到任，县府的工作就由耿同麟全权主持，并在南集村外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庆祝县政府的成立，他还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从此，沾阳棣县府由隐蔽活动，进入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阶段。自县府成立之日起，首先建立起县区两级机构，即民政科、财粮科、工商科、司法科、公安局，下辖秦东区、秦西区、河北区、沾西区和新三区。在此基础上乡村基层政权也迅速建立起来，使乡村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此后，在薛尔庄建立第一所完全小学，耿同麟亲自推荐王华棠为该校校长。在对敌斗争紧张的环境中，还举办小学教师训练班，为发展根据地教育事业积极创造条件。他为了增加县府收入，在付家、大流北开发盐滩，并派公安局中队及其他单位，开盐田上百亩，所产海盐通过盐口河外运。

自耿同麟主持县府工作以来，颁布了许多政策和法令，为人民当家做主。他在任务相当繁重的情况下仍十分关心群众生活，特别是烈士亲属。有的同志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因那时处在敌伪统治下，许多地方对烈士亲属未能进行慰问和抚恤。在耿同麟的主持下，县府及时对沾阳棣边区的烈士亲属作了慰问和救济工作。如对在1941年牺牲的优秀的地下交通员——张益的亲属，耿同麟亲自登门慰问，极大安慰了其家属，体现出耿同麟对革命战友深厚的阶级感情。他忘我的工作为沾阳棣边区抗日根据地政权建立和巩固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45年10月，耿同麟同志调渤海四专署任民政科长，并参加党团任党团委员。1947年7月调无棣任县长。此间，正是土改、复查、支前参军最紧张的时候，特别是“土改”运动，由于几次的“复查”、反右和反对所谓的“富农路线”以后，在干部中“左”的思想较为普遍的增长，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干部，更存在”怕右”的思想。

耿同麟虽出身于地主家庭，但他的立场十分坚定。他的外祖家被扫地出门，舅母曾几次找他出面说情，耿同麟回答：“要按党的政策办事！”拒绝了她的要求。他在工作中既要支持贫雇农的反封建斗争，又要掌握政策，防止过火的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完全避免过火斗争相当困难，耿同麟则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各种情况，对被错误处理的干部，也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他常说这样一句话：“有些同志跟共产党出生入死多年，既使思想认识上有些缺点，对党还是忠诚的。”

耿同麟在紧张、激烈的支前运动中，组织民工担架队支援前线，并教育民工不怕困难，不畏艰险，配合人民解放军南征北战，他组织的第二次担架队，共计600余人，在这次抢救伤员的行动中，英勇顽强，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他组织的笫三次担架队（500余人一个营）跟随陈粟大军转战在陇海路南北，又配合刘邓大军南下，受到华东野战军的传令嘉奖。

1949年3月，耿同麟奉命随军渡江南下，任青州总队（华东财委）笫二队的总支书记。5月底到上海，立即进行接受伪上海货物税局的工作。后被派任上海货物税局人事室主任。此间工作环境正由战时转为和平，由农村转入城市，许多过去所熟悉的工作已被陌生的工作代替，摆在我党面前的任务是重新学习、实践。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旧机构、旧人员要加以改造，旧思想、旧道德也要加以清理，任务的繁重和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耿同麟同志牢记党的教导，充分依靠群众，不畏困难，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做好接收工作和机构新建工作。

1950年1月华东财委考虑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需要大量的财税干部，决定由耿同麟同志抽调部分南下干部及新参加工作的大学生筹建华东税务学校，由他本人担任党支部书记、副校长。2月份面向社会招生400余人，对象主要是失业知识分子，暂借立新会计学校旧址开办了第一期干部训练班，进行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新中国财政税务政策教育、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这次突击培训，提高了学员的思想觉悟和业务政策水平。学员们毕业后充实到上海各级财税部门工作，发挥了骨干作用。其中一部分人现担任上海各级财税部门的领导工作。从第二期干部训练班开始，脱产轮训华东地区的科局级税务干部，大大提高了税务干部政治和业务水平。

1952年财政部决定华东税校和华东粮食学校合并成立华东财政干部学校。1956年改为财政部上海财政干部学饺，1958年更名为上海市财政贸易干部学校。耿同麟同志从办校初到1962年调任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工作止，十余年把全部身心扑在党的干部教育事业上。此间历任华东财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财政部上海财政干部学校校长、代理党委书记、上海市财政贸易干部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这所学校以培训华东地区财税系统科、处级干部为对象，后期面向全国招生，前后培训干部5000余人，以提高学员的政治、业务水平为主旨、设有财政、税收、财务、基建等专业，学制分一年、二年两种，是华东地区培养财税干部的重要基地。同时针对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的现状，举办了文化知识补习班。通过学习，学员既提高了文化水平又提高了财税专业知识，工农干部逐步走向知识化。

耿同麟同志在办校指导思想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干部培训正规化”的原则；在教学实践中采用了课堂教学与社会调查相结合，教师上课与学生交流相结合的方法，坚持政治、业务并重以业务为主的方针，力求干部通过—、二年脱产学习能基本掌握财税工作的基本知识，做到学有所用，学能所用。

在学校工作期问，耿同麟同志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对他们政治上信任，生活上关心，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在财贸干校创办初期，对一些由旧学校留用的老教授，老讲师，耿同麟在教学工作上主动争取他们的意见、尊重他们的要求，让他们担任教研室的领导工作，吸收他们参加校务委员会，共同研究教学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在生活上关心照顾他们，并要求青年教职工尊重他们，向他们学习业务知识，同时动员学历低的青年干部报考正规大学进行系统学习。这些都大大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教学积极性，有力促进了教学工作。其中不少人现已担任教授、副教授、总工程师的职务。

学校创建初期，校舍、人员缺乏。一切需从头开始。耿同麟同志牢记党的教导，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依靠广大师生员工，共同努力，在坚持教学的同时，不断地完善教学设施，使财贸干校真正成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财税干部的摇篮，这对当时华东地区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经干校培训的学员，回到工作岗位后，或成为本部门的业务骨干，或成为华东地区财税战线的中坚力量。

耿同麟同志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为社会主义干部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1962年耿同麟同志调上海市供销合作社任党组副书记，当时已身患严重的糖尿病，但仍坚持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十年浩劫”中，耿同麟同志长期遭受残酷迫害，家庭、子女也受到牵连，蒙受了很大冤屈，但他对党的事业，对共产主义理想忠诚不变。他在病危中，还教育家属、子女要相信党、忠于党的事业。后因身患癌症，于1975年7月3日在上海逝世，终年58岁。

1975年12月，他的骨灰运到沾化，由中共沾化县委主持召开了“耿同麟同志追悼会”。各界人士均派有代表参加，寄托广大干部群众对他的哀思。

耿同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对党忠贞不渝，奋斗不息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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